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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殷墟五号墓的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好"，所以又称为"好墓"，本文通过对"好墓"位置、墓形、随葬品以及器物铭文等现象的分析，对"好墓"的定性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器物符号和纹饰的分析，指出"好"画符和龙虎纹在先民看来都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是祭祀礼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提出"好墓"墓主不是商王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南阳市万家园画像石墓位于南阳市独山大道与光武路交叉口东北角。该墓为砖石混合结构，由墓道、封门、墓门、两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共用石料11块，画像石9块。由于该墓被盗扰，仅出土了极少随葬品，但从该墓的形制、画像题材、雕刻方法等看，其时代为西汉晚期偏早。该画像石墓既保留了汉代画像石墓初期特征，又体现了兴盛时期的早期特点，反映了南阳画像石墓由初期向兴盛时期过渡的情况。黄胄的创作实践为人物画的发展创了一条新路。从千阳写生到师从赵望云及两赴黄泛区写生，黄胄艺术渐渐走向个创作高峰，在6年代初创作了《庆丰收》、《载歌行》、《奔腾急》等代表作。其后，黄胄以"必攻不守"的精神，走出人生低谷，在8年代初迎来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以《叼羊图》、《赛牛图》、《草原逐戏图》等 富特色。黄胄非常强调生活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通过速写、写生来认识和感受生活，并在从速写到画创作的转换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黄胄的言论等被整理为《黄胄谈艺术》一书，是现代人物画创作的理论总结。黄胄晚年积极筹建了炎黄艺术馆等，为当代美术事业出重大贡献。西朱村曹魏墓葬(M1)为长斜坡墓道明券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共出土遗物4余件，包括刻铭石牌。据墓葬形制、规格和出土遗物判断，墓主人应为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这为研究该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葬制了重要。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启圣殿彩画为清雍正年间重修时的遗存，彩画级别较高，并且兼具式特征和地方特点。本文根据对曲阜孔庙启圣殿的实地调查情况，就启圣殿建筑彩画的基本形制、时代及艺术特色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早夏文化在考古学上表现为新砦期遗存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在考察两者文化面貌的基础上，本文对早夏文化的来源区分为主要来源和其他来源。从各遗址内发现的建筑遗存的形制及建造方法、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灰坑、窑址等遗迹，以及遗物中石器、骨器、蚌器尤其是陶器的一脉相承性等方面分析，可知早夏文化主要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早夏文化陶器中的侧扁三角形足鼎、大平底壶来源于造律台类型，黑陶或黑皮陶器、贯耳壶、盆形豆、鬶及玉器中的玉钺等因素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花边罐、侈口罐、单耳罐、大口瓮等器物的造型来源于齐家文化。洛阳富弼夫墓志2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弼夫的生平，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密宗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密宗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侄女、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丈夫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继前人发现我国古代8幅绘有水磨的绘画后，笔者新发现了7幅绘有水磨以及5幅疑似绘有水磨的古代绘画。其中15幅确凿的水磨画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水磨的一些技术细节，为研究我国古代农具史了新的视角。由于宋元之际我国画风的变革，这些画在描绘水磨上也呈现出前后不同的旨趣。